（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教授）
摘要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0条关于公民通信权限制的加重法律保留及绝对排他性规定引起广泛关注，但已有研究还无法完全解决现行法律对通信权限制的合宪性疑虑。从原旨主义角度看，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0条通信自由与通信秘密保护的法益分别为表达自由与通信隐私，二者具有同等的保护强度，形成两条权利限制体系并作分层处理。为了应对社会变迁，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0条第2句应作“示例性”解释，以摒弃绝对排他性规定的严格限制。据此，通信权可以在以下几个层次释放限制空间：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0条第1句的单纯法律保留与第2句的加重法律保留形成强弱不同的限制框架；必要时以第40条第2句为基准，形成第40条第2句内与第2句外的阶层式限制序列；第40条第2句作为权利限制的主要条款，应构建以限制理由为主导的“理由+主体”的协同限制模式。
关键词 通信自由 通信秘密 基本权利限制 法律保留 合宪性审查
